◆李军

你知道吗？大象在中国境内曾经是很普通的野生物种，直到最近3000多年，情况才发生变化，它们从北方退回到淮河以南，直至今天的西南少部分地区。在商代考古遗迹中，人们发现了很多象骨。商代还铸造青铜象，用于祭祀先人。这些考古表明，古代中国的东北、西北和西部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大象。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以中国、日本和西方其他学者，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大象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退却、消失说起，回顾了中国古代4000年的环境演化发展情况，聚焦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滥伐森林、兴修水利、战争等活动对生态环境退化造成的重大影响。大象的退却，其实是环境变迁的一个缩影。

作者伊懋可1938年生于英国，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国内学者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对他并不陌生。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懋可纵横于中国农业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除著有《大象的退却》，还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等著作。

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伊懋可以其博学和勤奋，从大量中国古籍中梳理出隐秘的联系，对中国环境史给出极具启发性的洞见。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作者在书中向我们讲述了中国4000年来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对立统一矛盾关系的漫长历史故事。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大象南撤、森林破坏、战争、水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凭借对农业史、社会史等多方面的了解，作者勾画出中国环境史的轮廓。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选择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3个典型地区的个案进行分析，对环境的变迁细化描绘。第三部分作者考察了中国古人的环境观念、情感、知识和“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影响，给出了如何理解中国环境史的一种文化视角。

阅读此书不难发现，注重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环境史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书中大量引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文人诗作和地方志中的表述，作为提出问题和观点的依据。比如，在讲述中国古代滥伐森林时，伊懋可首先引用了唐代诗人柳宗元《行路难》的诗：“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这首诗原意是以树木被伐，暗指朝廷中正直而有才华的人士被贬斥，但也非常清楚地描绘出砍伐及烧毁森林的场景。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那么，为什么古人还会滥伐森林、破坏植被呢？伊懋可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人口增长，取暖、煮饭和冶炼所需的树木燃料也随之增加，而社会在发展进程中，造房、造船、修桥等所需木材更是快速增长。他认为，中国古人认识环境是一回事，改变环境是另一回事。文人墨客笔下对自然山水的赞美，无法转化为整个社会保护环境的行动，因为文人的环境观对平民的影响很小。

伊懋可作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环境史时，不可避免地会进行中西比较。在探索中国古代环境变迁时，他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探究中国为什么没有步入西欧的工业化道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十八世纪前后，西欧发展工业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远超农耕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对此，伊懋可并不认可，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森林面积比欧洲少，由于人口太多，大量土地被开垦成农田，且农田没有休耕和轮耕，长此以往同样形成了不可抵挡的生态环境破坏。

伊懋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历史学界、农业问题研究专家一直宣称中国传统农业具有可持续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传统农业及为了保障农业发展而开展的改林为田、兴修水利，有着现实的环境代价，特别是宋元之后，随着人口激增，农业开发的烈度提升、范围扩大，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破坏和生态衰退。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都将不可避免造成生态环境代价，但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很大差异。

不过，伊懋可在书中的很多观点还是颇具争议。比如，对于大象的退却，有学者就认为他没有提到气候变化等原因，只是截取相关的素材，来讨论一些在他看来更为根本的问题。甚至有中国学者认为，伊懋可的用意既不在野生动物历史变迁，也不是为了探究大象退却的真正原因，他的兴趣在于批判中国古代的发展模式，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无力实现那种工业革命式的突破。伊懋可的阐释往往与“停滞的帝国”、“东方水利专制主义”等以往论调暗通款曲，只是这些观点已受到严厉批判而极具争议，他不得不委婉其辞。

尽管有些观点存在争议，但并不影响这本书在中国环境史上的价值。中国历史从遥远的古代迈入现代，生态环境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某些阶段，甚至还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人向来提倡以史为鉴，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大象的退却》一书为我们认识今天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