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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论研究，实践也证明了超低排放对于污染减排的意义。以广州为例，2014年9月的媒体数据显示，通过按照天然气发电厂标准进行“超洁净排放”改造后，广州市2013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的排放量同比分别削减60%、79%和76%。

而据国电环保研究院副院长朱法华对部分火电机组的环保改造与运行费用的测算，煤电机组规模越大，运行成本增加越少。从达到特别排放限值到实现超低排放，对于1000MW机组需要增加的成本为0.96分/kWh；600MW机组需要增加的成本为1.43分/kWh；300MW机组需要增加的成本为1.87分/kWh。

“可以肯定的是，从减少污染排放来看，实施超低排放的环境效益是明显的。” 高树婷表示，虽然超低排放污染物减排成本较大，但是从煤炭总体利用角度看则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改善环境质量是电厂实施超低排放的根本目的。从特别排放限值到超低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排量虽然不是特别大，但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能源消耗的总量也随之增长。“为了控制能源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实行超低排放是有必要的。”范振兴表示。

推进超低排放还需做什么？

政策、制度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改造进程。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对于超低排放改造的要求，多数以行政文件要求为主。

据范振兴介绍，目前超低排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规范标准，主要问题在于我国煤质、机组差异较大，相关统一化的技术及标准尚未形成，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及不同工况的超低排放标准正在研究之中。

柴发合认为，当前火电企业按《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或特别排放限值达标排放是底线。在河北等已将超低排放要求纳入到地方《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地区，火电企业按地方排放标准要求达到超低排放也是底线。

对于其余地方现有火电企业，柴发合认为应当按照《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部署和地方政府要求，分区域、分阶段按期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对于新建燃煤电厂原则上则应该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

另一方面，监测手段也是超低排放改造下一步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目前企业排放浓度监测看，烟尘最低可达1mg/m3，监测设备和监测规范的缺乏给超低排放监管带来了困惑。葛察忠介绍，针对超低排放，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符合国家标准规范的标准测试方法，仍然沿用《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检测技术规范(试行)》，其对于超低排放的针对性较差。

范振兴介绍说，目前业内正在研究先进的监测技术，如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表示，已取得了超低排放监测技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等。

“和所有新生事物一样，超低排放在推行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有些超低排放技术对煤质要求苛刻，有些技术的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还需提高等。但就总体而言，超低排放正是在不断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成效也越来越明显。”柴发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