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绿色发展已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今年环境日主题是“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请问，在当下您怎么理解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怎样的？

钟茂初：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常态背景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必须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由此可见，绿色发展在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展。地球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具有一定的承载力，但这一承载力是有限度的，资源消耗不能超过其再生速度，污染排放不能超过其自净化能力。发展规模一旦超过承载力限度，生态功能就会退化，人类赖以生存和传承的环境也就随之逐步劣化。所以，我们的发展追求，必须在生态承载力约束之下。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全球各国的发展都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地球生态承载力，这是全球出现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一个原则：人类发展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不得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中国环境报：要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钟茂初：绿色发展的含义是：在生态承载力限定的条件下，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再依靠投入要素规模扩张，而必须通过生态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发展，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严格遵守生态承载力的约束；二是把生态效率提高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环境报：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钟茂初：当前，绿色发展的主要挑战在于：其一，“经济发展不可超越生态承载力”，尚未真正成为各级部门的发展理念和准则，也没有真正成为硬约束。“增长至上”以及依靠增加投资促进发展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改变。其二，企业作为绿色发展的直接主体，尚未形成以利益为引导的诱导机制和杠杆机制，企业主动促进绿色发展的动力不足。其三，消费者作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同时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承受者，并未担负起推进绿色发展的应有责任，更没有形成相应的约束或激励机制。

中国环境报：您提到，应把生态效率提高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钟茂初：推进绿色发展，根本途径是提高生态效率，即通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方式，实现增长方式转变，而不是直接以经济增长为目的。所以，在制定有关产业绿色化政策时，最直接的激励目标是碳排放量、污染排放量的降低及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作为新的增长点。只有在排放总量稀缺的条件下，生产者才有足够动力去挖掘绿色发展的潜力。在此制度基础上，配额量决定了各主体经济规模的限制量，要想增加经济规模，就必须通过技术、结构的改进去实现，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绿色产品才可能由此形成。

发展绿色产业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什么样的产业才可以认定为绿色产业？一个基本准则是：生态效率高于传统产业，并能够有效替代低生态效率的传统产业。所以，发展绿色产业是产能更新，而不是产能扩张。即高生态效率的产业对低生态效率产业的替代，实现绿色化产能更新。

以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为例：相对于化石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低碳性、低污染排放性显而易见。但是，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明确：新能源汽车是对现有汽车存量和现有汽车产能的替代，不可能在现有存量和产能基础上新增一块市场需求。所以，制定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步骤时，要依据其替代能力。相应地，传统汽车的产能应同步削减。否则，新能源汽车就可能在“绿色”口号下，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同理，能源、建筑、交通领域的绿色发展规划，在客观评估对传统产业替代能力及替代进展的基础上，必须包含对传统产业的替代削减规划。

推进绿色发展，可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倒逼企业生态效率提升。所以，要考虑如何让环境规制激励企业生产率提升而非削弱其生产率。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当环境规制提高到合理强度时，由环境规制引发的创新效应、竞争效应就会大于规制成本。强化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但是，不同类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同的。目前，重度污染型产业已经接近效率向好的转折点，所以环境规制应适当强化，使之尽快跨过痛苦期，很快就可以迎来生产率上升阶段。对于轻度污染型行业和民生影响大的中度污染型行业，现阶段不宜“一刀切”地强化环境规制水平，宜让其保持较高的生产率。对发达地区有竞争优势的行业，环境规制程度应逐步提高，这样更有利于激励企业形成稳固的国际竞争力。宜从中遴选环保领跑者，纳入中长期规划予以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