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冀俍

在环保组织工作多年，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都是在做气候变化，但国际环保组织多是针对生产端从政策角度切入，如工业能效、可再生能源、控煤等，而我国环保组织多是针对消费端从宣教角度切入，如家庭节能、低碳消费等。因此，看到刘长松博士针对消费端从政策角度撰写的《家庭碳排放与减排政策》一书，感觉耳目一新。

毫无疑问，要在一个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全球制造大国控制碳排放，抓大（工业）放小（生活）或许是比较现实的政策选择。然而，在我国发达地区，生活能耗排放在总排放中所占比重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而发达地区又是后发地区学习的榜样，未来我国城镇化走什么样的道路，不仅决定了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将对国家整体碳排放轨迹产生关键性影响。在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如何避免生活方式走上高碳的轨道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我国的富裕地区，也有不少弱势的贫困人群，节能减碳的政策如何不影响甚至有益于这些人群，也是需要政府考虑的。

《家庭碳排放与减排政策》一书，对我国家庭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以北京为例做了细致的观察研究，并对减排政策的经济性及对社会福利的贡献进行讨论。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的推进低碳消费的实践经验，以及分析不同政策工具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少家庭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这本书实际上回答了不少环保组织在进行低碳生活宣教中所遇到的疑问：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苦口婆心劝说却依然进展不大？实际上就是激励机制没到位，政策未能打出“组合拳”。

书中把生活用能的减排政策归结为3个要素：碳定价、技术政策和消除行为障碍。其中，技术政策指的主要是一些技术性的标准，消除行为障碍包括了不少NGO在做的工作，如提供信息帮助选择，降低低碳消费的交易成本。

同时，书中还提出把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减排政策的目标，也就是说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要照顾到弱势人群的基本生活用能的需求。所以在碳定价方面，书中的建议是循序渐进，先从累进价格开始，逐步向累进碳税甚至是个人排放权交易调整。同时也建议政府在公共设施和技术设施建设上有所作为，引导和支持个人的低碳消费选择。

书中提到各种政策工具不应独立使用，而应该组合使用，共同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实际来看，政府很难一下子就出台一个完整、完美的政策组合，所以在实践和反馈中积极地学习、调整，政策才会真正焕发出生命力，这也是“有机”的意义所在吧。

巴黎气候会议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绘制了一幅蓝图，中国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提出了碳排放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生活用能排放在2030年以后的排放曲线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当下的决策就决定着未来的选择空间。现在关注生活用能与家庭碳排放的控制，应该说是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