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电子报

◆本报记者王琳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许多历史街区或老城区，作为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载体，具有重大的保护价值和保护意义。中国的老城保护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近日，来自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华侨大学建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展区举办的中国城市更新论坛上，以“老城复兴的中国之道”为主题，展开了角度多元、富有新意的对话。

01 老城区缘何会衰落？

老城区在衰落。这是全世界城市都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北京，胡同里出生和长大的张元（音）最近正谋划着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胡同。“（车）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张元抱怨说。以前，几户人家合住一个大杂院，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热闹事，邻里邻居相处得就像家人一样，让张元选择性忽视了胡同逼仄的空间和落后的生活设施等造成的不便。如今，很多与张元熟识的住户都搬走了，这让原来贪恋胡同味道不舍得离开的他也萌生了去意。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龙元将张元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缘与缘之间的关系被现代社会打破了”。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地缘、宗教信仰等因素相互叠加，形成一个相互帮助、相互规制的社会。在这个里面，大家彼此连接，相互关怀，相互帮助，每一个行为都产生一个个的缘。现代社会则将日常生活分解成一个个功能单一的零件，然后像组装机器一样重组拼接，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所有的关系被切断，所有的分享消失，土地和时间被彻底细分。

不仅如此，老城区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其以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中所处的中心或主导位置，同样出现了停滞、倒退、发展速度减缓以及地位下降等现象。在学术上，这被统称为“老城衰退”。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博士徐勤政表示，从城市发展以来，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更新、改造的新陈代谢过程。老城区衰退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老城就像一个人一样。如果说身体长大了，心脏还是那么小，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难以负荷的状态，跑两步就支撑不起来。”徐勤政说。

02 互联网时代的“双衰”格局

不过，对于很多对老城区有感情以及那些生活在老城区的人来说，它的衰落似乎太快了。原本，老城区居民的工作半径和生活半径是重叠的，但随着政府部门、机关大楼的纷纷迁出，学校、商店也跟着搬走，老城人的生活半径成为了纯粹的住宅区。

2015 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关闭了旗下所有的实体交易大厅。曾经因为住满基金经理而勃勃兴起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镇，房价从数千万美元跌至数百万，但仍无人问津。基金经理被网络高频自动交易所代替，赖之生存的小镇就此沦为“鬼城”。

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在中国城市更新论坛现场举的一个例子。他想借此描述一种“双衰格局”：当城市不再作为文明的组织枢纽，衰落的不仅仅是老城，新城也一样，而且衰落得更快。

在周榕看来，现代城市视为人类最早发明的互联网，人们通过城市实现了大规模的相互协作，使得文明以一种复杂的形式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在过去的3次技术革命中，城市思维始终是跟着技术走的，而现代城市与老城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空间组织效率和认知效率的战争。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老城区的空间结构，远远不如经过理性规划、以交通顺畅连接为代表的城市互联效率。认知效率也是一样，我们今天都在谈千城一面对人类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在北京学到的经验，到纽约、到任何城市都仍然适用，但老城区不行，在北京旧城得到的经验，到巴塞罗纳、到罗马古城就不适用。因为老城的组织是特别当地化的，没有一个简化的理解和认知协议，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老城区的衰落不可避免。”周榕说。

03 老城区复兴希望在哪里？

尽管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未变的老城区，其交通效率、互联效率、认知效率，远远低于经过理性规划设计的现代化城市。但是，老城作为旧时文明的枢纽，是很多历史事件的中心场和发生地，也承载着无数居民的历史记忆，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

如何在新的时代和技术背景下实现老城区的复兴，是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的课题，也是论坛与会专家探讨的共同话题。

在周榕看来，互联网带来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改变了城市的传统思维。过去，传统的城市思维是基于实体空间的，无论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引导，都习惯用空间作为治理城市问题的基本工具。但是，互联网的崛起使得人类文明出现大规模的空间迁徙，从原来的实体空间，迁移到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

“老城区最大的资源是碎片化，其最大的希望也在于碎片化。相对于实行统一规划的新城来说，老城是既成事实，城市规划和管理部门会网开一面，允许对老城进行碎片化改造。”周榕说。

在他看来，碎片化在城市进程中本来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有了互联网，反而成为一种优势。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开一家咖啡馆或餐厅，一般会选择主干道或者人流量大的地方，以便让更多的人认识与消费。但是，现在北京的咖啡馆可以选择藏在胡同深处或某个大院，因为互联网可以通过大众点评或微信推送等方式帮助人们发现商家。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合伙人孟岩过去几年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合作，针对500多个胡同提出了500多套改革方案。他认同周榕的观点，认为老城区改造应该遵循“高像素、高分辨率”的改法，从细处一点一点调整。不过，孟岩强调，这需要一个大前提，就是要在大的空间格局、院落肌理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这样，对内部空间的翻修就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个新的空间，形成新的神经末梢。

“保护一个地区，应该保护好空间和肌理，这是底线。只有把胡同和院落的物质肌理保存下来，建立在物质肌理之上的文化肌理才有可能保存。”孟岩说。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曾带着团队参与过对胡同院落的研究。他表示，老城区的复兴应该着眼于现实。“我们总是要推出那些承载记忆的东西，但是，记忆回到什么地方，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场景，与80后、90后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乡愁和我们的乡愁也是不一样的。”

王昀认为，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未来的角度，慢慢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这点小变化，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能不能数得上还不知道，所以应该把眼光着眼于现实，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杜绝盲目的举措。”

04 有生命力的老城区更宜居

在很多老城区的改造实践中，规划者和设计者在改造理念、改造方式方法上都会存在很多分歧，唯一没有分歧的观点是“宜居”。

“城市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是为了战争防御，有的是为了生活，有的是为了贸易。但无论怎样，宜居是第一位的，老百姓的生活是第一位的。” 北京市规划院副院长马良伟说。

几年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人唐芳芳（音）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为同里镇旅游服务中心的一名导游。回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结婚，二是因为同里古镇在老街综合改造后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开放、更加宜居了。

原来，政府部门调查后发现，同里古镇的基础设施较差，居住条件不好，大量有劳动能力的人已经搬走了。在制定相关措施时，政府有关部门将提升整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改善居民居住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同时，着力开发同里最有文化、最有活力的部分，引进适合同里古镇气质和发展规划的商业设施，用商业的滋养和自有产权的维护免除古镇纯保护与纯发展之间的徘徊。

如今，像唐芳芳一样，选择在镇上工作或居住的原住民有8000多名，他们从事公共服务类工作，或从事商业经营，或仅仅居住在镇上，日子过得惬意极了。

周榕表示：“有生命力的老城绝对不会衰落。”

知道多一点

大数据可发挥什么作用？

信息多跑路，居民少跑腿

2016年是一个值得世人记忆的年份，被称为AI元年。AlfaGo战胜韩国围棋选手李世石，融合照相机、摄像机、计时器、手机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谷歌眼镜为代表的新一批穿戴设备纷纷问世。同样，大数据作为一个并不新鲜的名词，更加实实在在地走近人们，其信息互联互通作用正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以基层服务为基础的老城区复兴与管理中。

西长安街是北京西城区一条特殊的街道。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要求既要对红墙意识落地实践，又要与离红墙最近的百姓心连心。因此，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西长安街街道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核心要义是“精准”，也就是精确决策、精准管理和精准服务。

2017年1月1日，西长安街成立大数据中心，也就是大数据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中心。运用大数据的理念，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具体到实施上，分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开明开放，争效率集约节约；对外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目前，西长安街建立了一个全方位、各体系的综合信息数据库，人的信息、家庭的信息，包括养犬的信息、养鸟的信息、停车车号的信息等都可以在平台内找到。同时，还建立了人、地、市、物、组织、地区、资源、数据的采集、修正、更新体系。这成为西长安街大数据中心的基础。

利用这些基础信息，西长安街大数据中心实现了4个主要功能，一是精心服务民生，二是精细街区管理，三是精准辅助决策，四是精确安全防卫。

比如在精心服务民生方面，西长安街瞄准问题，开发了一些模块对群众的服务进行升级优化，将光感应器安装在独居老人家中，可以实现独居老人出现异常行为时自动报警。又比如囿于街道空间狭窄，以前政府安装防盗门后，很难推自行车进出，就改为二维码刷脸的形式，解决很多探索中的难题。

针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西长安街街道还借助大数据开发停车热力图，当发现红色区域越集中、颜色越深的地方，便以此为圆心拉网式普查有没有空地或可拆迁的场所，直面群众的困难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