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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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风险防控期待民间组织参与
信息公开对有害化学品管控有多重要?
为“绿色”奋斗着的王室
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环保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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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一篇  下一篇4 2018年5月11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信息公开对有害化学品管控有多重要?
从PRTR制度的国际实践看加强有害化学品的管理
▼当前,已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PRTR制度或者启动了试验项目(在图中标注为蓝色)。
 

◆本报见习记者胡秀芳

近日,《PRTR:建立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在京发布,聚焦通过PRTR(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有害化学品管控的问题。

报告显示,虽然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以信息公开作为污染控制的方法更多涉及到一般污染物的公开,尚待扩展到危险化学品、有毒重金属等持久性累积性污染物。目前已经有部分重点排污单位向社会公开特征污染物、危险废弃物排放情况,但尚未成为常态。

● 环境公约催生信息公开制度

在对环境管理日益严格的今天,除了针对化学品的《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走过20个春秋的《奥尔胡斯公约》(全称《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也成为加速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文件。1998年6月25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奥尔胡斯公约》,并于2001年10月31日生效。

《奥尔胡斯公约》强调了建立污染清单系统并对公众开放的重要性。这个里程碑式的公约通过已近20年,公约及其影响下的多个国际多边倡议在促进全球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奥尔胡斯公约》的作用下,人们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越来越高,PRTR制度应运而生。这一制度对进入大气、水和土壤中有毒有害排放物,以及向异地转移处理和处置的废物进行登记和报告的化学品管理制度,要求排污者对终端排污保持透明、负责的态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让媒体和公民社会能够参与治理。

● PRTR制度的国外成功实践

美国的有毒物质释放清单(TRI)制度是PRTR制度最早的主要实例。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选择对外联络总监 Kate Logan介绍,“TRI信息公开之后,美国一些企业开始致力于减少甚至消除使用特定化学物质。

例如在1988年,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rporation)总裁承诺在5年内,对其下属企业的污染排放作出90%的削减。当时人们认为这基本不可能实现。但事实上,5年后其减排量就达到了95%,超额完成了目标。”

她指出,美国TRI建立后,经过10年的信息公开,清单中所报告的340种化学品的排放量实现了高达45.5%的自主减排。

环境信息公开、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促进企业减排污染物的例子还有美国的“Scorecard”。由非政府组织于1998年4月建立的这一网站作为免费信息门户,为公众提供危险物质和污染物的环境与健康风险,旨在曝光最严重污染纪录的公司,推动它们作出改善。公众可以在网站内输入邮编查询所在社区的污染源信息。在这个网站建立5年后的2001年,名单内致癌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了20%,与出生缺陷和发育问题相关的污染物下降了24%。

捷克共和国的相关案例也可以说明PRTR制度可以推动当地的污染物减排。当地环保组织也是奋斗了10年之久,最后实现了两种用于电子产品制造的化学物质在2006年~2008年的大幅减少。整个过程中,NGO列出污染者名单是关键一步。

致力于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国际公益组织IPEN(International POPs Elimination Network)科学与技术高级顾问Joe DiGangi也指出,“工厂的环境表现历史记录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信息。国家环保部门在考量工厂时,如发现存在居民对其反感的情况,会以此为依据同其它部门协商。从这个角度讲,也是相关部委话语权的提升。”

● 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推进化学品污染防治

如今,化学品污染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2015年《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的《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特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需向社会公开。2018年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要求企业“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信息”。

另一方面,在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上,公众的参与度和参与积极性也逐渐提高。苏州绿色江南公众环境关注中心发起人方应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公众举报环境污染问题的情况越来越多,公众的环境意识在不断增强,因而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公众对环境的诉求越来越强了,公众参与会对环境带来改变。这种改变不仅限于公众个人,而且会为其他生活在周边的居民带来改变,是所有人生活环境质量的一个提升。

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不仅关系到公众的知情权和身体健康,对企业来说也是成本最优的激励和推动方式。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其实是为了推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公众要广泛参与,前提就是信息公开。它还可以倒逼企业减排,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自主也可以创新,能达成最大化推动减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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