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媛媛

广场舞制造的噪声饱受诟病，成为“全国现象”。它对城市管理提出挑战，更是对市民素质的考验。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请他分析广场舞频频扰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寻解决之道。

记者：广场舞高音扰民是一个全国性“难题”，考验着城市公共治理能力，您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何文盛：我们可以从政府、社会、公民这个3个角度来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政府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切实履行好有关噪声污染的监管职能，采取积极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姿态，有利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遏制矛盾纠纷不至于走向极端。

政府、社会和公众三个方面要相互理解。政府要严格监管、社会要形成一种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氛围与环境，公众个体要学会在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权益，只有这样，三方才可以达成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秩序维护。

大妈们跳广场舞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因为自身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和他人造成负面影响。现在，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多选择在城市的中心城区和一些住宅小区的广场上跳舞，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容易出现噪声扰民的问题。

跳广场舞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个人的行为会对其他的社会主体产生影响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已经危害到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不管广场舞是出于个人健身的动机，还是其他原因，要始终考虑自身行为对于他人权益的影响，在自我愉悦的同时，更要尊重他人，这是始终必须遵守的原则。

在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已经大大增强，但是对于他人权利的尊重与认可度却不高。在有些场合中，个人权利往往会与他人权利产生碰撞和冲突，二者不是相融的关系，而是互斥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严格自律，如果只是过分强调自我的权利，必然会引发各种矛盾，激化冲突。

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郑重反思公民的个人权利、他人的合法权益、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关系。

广场舞引发的矛盾是个社会缩影，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监管行为与公民权利意识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合拍，导致了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产生了很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要求，对违反噪声管理法规的制噪者进行告诫，各类媒体要加大报道力度，使制噪者意识到其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社会公认的一些行为准则，社会各界也可以对制噪者施加舆论压力，只有社会各方共同发力，才能尽快解决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

记者：处理广场舞噪声污染以教育劝导为主，却难以根治噪声扰民的问题，有人提出用立法方式来禁止，有人认为应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群众矛盾，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何文盛：对于一般噪声扰民活动，相关部门主要还是采取批评教育的温和方式为主，但是如果因环境噪声污染纠纷引发极端行为，就必须动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

目前，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这类噪声扰民的问题已有一些规定，对于处于政府监管空白的区域，各级政府也应加紧制定法规和规范，填补空白区域，让政府的监管与执法行为有所依据。

记者：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过程中，矛盾主体之间该如何协调各自利益，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该怎样配合以应对矛盾频发的局面？

何文盛：面对环境污染纠纷，各个主体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要学会相互尊重、包容、妥协和折中，不要过分强调自我权利，忽视了他人和社会的合法权益。

当前中央提出了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主张，其实就是要发挥多种治理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针对社会关注的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协商，形成政策方案。

多元治理模式强调的是相互尊重与信任，相互妥协与包容，共同学习与发展，每个治理主体需要在行使各自合法权利的过程中加强自律，通过协商对话、讨论交流的方式，达成共识，形成社会合意，实现各方的利益共赢。

在治理环境污染中，多元主体应该发挥更大和更为积极的作用。需要把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牵头、多方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为各类社会主体创造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其可以充分参与从公共政策制定到执行的全过程，这样才可以集结全社会的共同力量，获得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使治污对其他民生问题的影响降到最小程度，并使污染防治取得更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