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岳跃国 蔡新华

记者：2014年，上海市PM2.5浓度下降了16.1%，主要原因何在？今年有没有反弹压力？

张全：首先，这是上海自身强化治理的结果。上海去年聚焦能源、交通、建设、工业、农业、社会六大领域，119个项目全面启动。电厂实现了脱硫脱硝、高效除尘全覆盖；淘汰了黄标车17.2万辆；取消散烧煤，淘汰了1675台中小燃煤锅炉；严控扬尘污染，治理餐饮油烟等等。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启动了长三角联防联治，并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整个长三角一共淘汰了130多万辆黄标车和老旧车辆，中小锅炉也淘汰了1.2万多台。

今年反弹的压力还是有的，这要看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能不能巩固，大力治污能不能提升，铁腕执法是不是再加强，上海还是很有信心的。

记者：有人说，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推进环境保护，是在补过去该做而没做到位的功课，您是否认可“补课型”的定位？

张全：我们确实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当前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放在现在来解决，都是现实的问题。到2020年，上海既要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环境质量和未来发展还有很多不适应之处。

大气方面，52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值，与3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还有较大差距；水环境方面，整体功能区达标率还比较低；土壤环境方面，大量工业转型土地需要修复。

同时，上海也一直走在努力适应未来发展要求的路上。2000年以来，人口增加五成，经济总量翻两番，能源消费总量提升一倍多，机动车也有大幅增加。如果没有连续5轮的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现在的环境质量不可想象。

记者：根据预测，未来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将存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如何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

张全：上海的环境保护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到了一个互为关键、互为前提的阶段。环境保护要真正实现源头防治，需要工业产业以及农业实现转型发展；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确实也需要环保实现更大的突破。

在这一阶段，环境保护特别容易与经济社会转型形成共鸣。我理解，在环境保护的前期，不投入就无法开展环境保护，但越往后越能体现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

说得形象一点，环境保护既要围绕中心公转，又要围绕自身重点进行自传。当然，公转和自传是在同步的过程中完成的，大方向也是一致的。

记者：上海市连续开展了5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做法行政成本太高，对此您怎么看？

张全：我觉得当前这个阶段需要这样的行动计划。首先，当前环境保护任务繁重，矛盾突出，环境问题也非常专业、非常复杂；其次，环境保护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一个宏观参与、综合协调、合力推进的平台。

当然，这种平台也需要与时俱进。从前5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来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为起步完善阶段，基本特征是搭建平台、主推工程、重在治污、快还欠账；后5年为发展成熟阶段，基本特征是源头预防、全程监管、深化治理、优化发展。再发展下去，这种平台应扩大到社会层面，实现从环境管理到环境“治理”的升级。

记者：与前5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相比，在全面小康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启动的第六轮行动计划有何特点？

张全：第六轮共安排232个项目，预计总投资1000亿元左右。

一是完成一批体现国际水平的标志性项目。包括完成饮用水水源地基本建设和供水集约化、全面取消分散燃煤、建成“一主多点”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体系、基本完成煤电节能减排升级改造等。

二是推进一批体现力度、在国内领先的重点任务。包括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泵站截污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装配式建筑、产业结构调整、循环经济等。

三是探索启动一批国际城市有经验国内相对薄弱的工作。主要包括启动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港口污染治理，建立土壤污染防控体系并开展治理修复试点，推进城市地表径流控制试点、绿色供应链等。

记者：当前，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受到特别关注，上海在公众参与方面做得如何？

张全：近年来，上海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和环保宣传教育，尤其是通过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低碳家居、绿色生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环保的意识、热情和水平也大幅提升。

2013年春节，上海放鞭炮引起的PM2.5浓度增加值是470微克/立方米，2014年是140，今年是40左右。在没有强制性法律约束情况下，连续3年这么大幅度下降，我看到了民间自觉行动的力量。这就是星星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造几个污水处理厂伟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