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平方

虽已上班，年味还在。《重庆晨报》近日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位女士在300个微信群里“只抢不发”，从年前单位团拜会开始，到初七上班，竟然“抢”到了近2000元的红包。恍然间，微信群里“抢红包”的现象已经走过了4年。

边陪家人看春晚，边在有一定关系的手机微信群里发放一定数额一定个数的红包，这样的图景是大多数人对于刚过去春节的一份生动记忆。近日一份《2017微信春节数据报告》显示，除夕至初五，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460亿个，同比增长43.3%，再创新高。

为什么人们会对抢、发红包乐此不疲？就其溯源来说，微信红包脱胎于传统家庭中的实物红包。其实严格来讲，正宗的春节红包只有一种形式，即家中幼辈向长辈拜年时，长辈用红纸所包裹的压岁钱，属于中国人家庭内部一种单向的礼物流动。子孙向长辈拜年以显示孝敬的态度，长辈发放红包则展示慈爱的奖励。对于大部分中国人的童年来说，或许最欢乐、最有成就感的回忆莫过于在一遍遍数完自己的压岁钱后沉沉入睡，在梦里都会笑出声来。同辈亲属甚至亲朋好友之间的红包，则属于一种礼尚往来的双向礼物流动，具有交换性和对等性。但不管是“单向流动”还是“双向交换”形式的红包，其主要功能都是在维护大家庭核心血缘关系的整合，是一种家庭关系的再生产仪式。

事实上，即使微信群里的“抢红包”再如火如荼、再热闹非凡，非亲属甚至相对陌生关系的抢、发红包活动，仍然不能代替亲缘关系间的红包功能。也就是说，年老的爷爷奶奶、年长的一辈或许也可以在线发红包，这种红包依然带有“以慈促孝”的性质，只不过不再以纸质的实物形式，而是在虚拟的空间进行而已。然而，同学好友同事以至一些业务工作群里的抢红包，则无疑是一种社交关系的互动，很大程度上是为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以我亲身的体验为例，在一个包括全国各地高校教师、一线记者的新闻业务微信群里，有一群开过会谋过面的好友，但更多是只耳闻名字尚未得见真人的同仁，或许平日也很少互动。但在除夕夜的8点~12点的抢红包游戏中，大家忙碌一年借此机会放松身心，因而兴致浓厚、边抢红包边开玩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游戏中展示了自我的形象性格，在互动中加强了彼此的认知认识。与文章一开头所提“只抢不发”红包的女生相比，这样的抢红包不具有非抢到多少不可的功利目的，只是一种同仁同好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因为手气最佳、抢到红包最大的要再继续发出更大的红包出来。这样一来，越是手气最佳的人，最后越是发的多、得的少。因而，这样一种抢红包俨然属于公益行为，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

不仅如此，在这样的微信群中，由于既有台湾、香港、澳门高校的老师，又有旅居海外或留学国外的记者和同事，抢红包的价值所在就不仅仅止于社交互动的层级。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作为“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一次国族认同。在这种互动中，没有意识形态的争吵冲突，没有对于问题的分歧争论，只有关于抢红包规则的一致维护，只有对于红包自身本能的默认。以此看来，红包显然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文化传统，抢红包则是作为中国人自我身份确认的一种有效形式。

总之，传统的春节红包只是熟人社会中亲属关系间的一种交往仪式，局限于亲缘关系范围、作用却很强大；微信春节红包则承袭了传统红包的形式，更倾向于相对陌生个体间的社交互动。越强烈的社交互动欲望，就产生越多的抢红包活动。当不再有社交冲动，抢红包的行为就不复存在。也许未来，基于传播技术而产生的抢红包游戏会逐渐消失，但红包所包含和彰显的文化礼仪却会长久地流传，以一种更新的方式传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