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人人都爱汪曾祺，这个可爱的妙人。在众多作家中，看不出汪曾祺的奇异之处，他有一篇小说叫《异秉》，其实他这人，有异秉。“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汪曾祺之所以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靠的就是“与众不同”。

汪曾祺是一个达观主义者，乐生，洒脱。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兴之所致，亲自下厨，做两个小炒，美滋滋地喝上几杯，然后铺上宣纸，随意画两笔。汪曾祺是性情中人，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都很融洽，不像传统伦理的严肃，倒像朋友，恰如他所写的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

求学自由见散漫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大运河畔的水城，故乡的风物滋养了汪曾祺的精神。在他出神入化的散文中，可见小城的咸鸭蛋、野菜、寺庙、手工业者，散淡的文字，让人细细回味。

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汪曾祺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获益匪浅。可以说，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影响了汪曾祺终身。汪曾祺爱书画，也是受家庭的影响。

1939年8月，汪曾祺顺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汪曾祺曾随沈从文学写作。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他自己还要好。由此可见他多么赏识汪曾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先生还给过120分。

在何兆武的《上学记》中，这样描述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级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拖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巫宁坤回忆汪曾祺的文章中说，3人（巫、汪、赵全章）同住一栋宿舍，又都爱好文艺，“臭气相投”。每天课后，3人带着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馆，一边喝茶，一边看书，聊天儿，或是写点儿什么。

和其他用功苦读的学生不同，汪曾祺是个“异类”。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后来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朱德熙的夫人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一书中回忆，朱德熙最欣赏汪曾祺，不止一次对何孔敬说，曾祺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作家。书中还多次写到朱德熙在大观楼茶店教何孔敬唱昆曲。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感情朴素见风流

有人这样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每于朴素见风流，传神极了，也可用此语来关照汪曾祺的爱情。

施松卿，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汪曾祺还大两岁。祖籍福建长乐，是一位生长在马来西爱国华侨家中的闺秀，为了读书报效祖国，她在家人的支持下，只身飘洋过海进入西南联大。施松卿在联大先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后转念生物系，最后转到了外文系。

施松卿为何嫁给了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汪曾祺原本应于1943年毕业的，因体育和英语不及格而留级到1944班。偏巧又遇上政府当局为适应战争需要，征调1944班的学生全部上前线当译员，不服从命令者，一律不予毕业。汪曾祺不愿去，这样，他就只能拿到西南联大的肄业证书。

为维持生计，汪曾祺去了昆明郊区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这所私立的学校是周大奎和几个联大毕业的同学心血来潮的产物。在这所学校，汪曾祺认识了同事施松卿。

施松卿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没有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的寸骨。施松卿觉得，这种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

1945年8月，一个闲暇的午后，汪曾祺在昆明陪伴好友新婚的朱德熙、何孔敬夫妇，在昆明最好的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翠堤春晓》。汪曾祺为两人的婚事，付出了不少精力，两人过意不去，想留他吃夜饭。汪曾祺说夜饭不吃了，“我得回去看看松卿了”。那时，汪曾祺和施松卿已经是热恋之中了，两人挂念着对方，难舍难离。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汪曾祺去了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私立致远中学做了国文教员；施松卿则回福建小住了一个时期，之后她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冯至先生处当助教。

等施松卿在北平安顿下来后，远在上海的汪曾祺匆匆辞职于次年也来到了北平。由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和住处都成了问题。他只好在北大红楼一个同学的宿舍里搭了一个铺，每晚去挤着睡，吃饭则全靠施松卿接济，汪曾祺在这儿度过了半年散漫而无着落的生活。后来还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为他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

北平和平解放后，汪曾祺参加了革命。1950年初夏，汪曾祺即将随军南下之际，与施松卿结束了长达6年的恋爱关系，结成了百年之好。

生活轻松见乐趣

1957年政治风暴开始了，汪曾祺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汪曾祺成为“右派”，其实，纯粹是为了完成右派指标任务，有人批判他的一首诗《早春》，有一句“远树绿色的呼吸”。笔者特意找到这首“诗歌”，很短的三两行，边看边想，那个时代真是荒谬。

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在这里劳动期间，他完成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白天画马铃薯，晚上看《容斋随笔》。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上世纪80年代前，汪家住在甘家口，住房紧张，汪曾祺晚上急着写文章，没找到地方，“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那模样，就像一只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一样”。一见他这个样子，施松卿问：“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汪郑重其事答：“瞎说，什么下蛋，是写文章。”时间长了，汪曾祺也觉得这个比喻不错，常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那大蛋就是《受戒》。

1987年，汪曾祺应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邀请，去美国访问和创作。汪曾祺参观海明威农场，见到海明威夫人，“我抱了她一下。她胖得像一座山。”汪曾祺在美国处处受欢迎，他的演讲风趣幽默，绝妙之处在于简短。汪曾祺在致施松卿的家信中写道：“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

作为戏曲编剧，汪曾祺碰上了20世纪的时代风云，他把自己的遭遇看淡了，把历史这部大戏也看透了。于是入乎其内，也超然于外。像《跑警报》这样的文章，明明是写战时的生活，一点也不觉得紧张，读起来轻松有趣。汪曾祺说，是用“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战争，那就是“不在乎”，精神是征服不了的。

汪曾祺自己认为受儒家影响深，他欣赏宋儒的诗：“静观万物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笔者觉得，他的为人处世有儒家之风，审美趣味偏好道家。他喜欢清净无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然而，他写市井中生活的小人物，让人觉得温暖。汪曾祺的写作是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仁慈之心，持悲悯情怀来观照大千世界。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羊舍一夕》，散文《故乡的食物》《五味》《葡萄月令》，都清新自然，浑然天成。

汪曾祺在73岁生日时写下这样的联语：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晚年汪曾祺画几笔，玩赏后落座时，一定会想起儿时的高邮时光，想起在昆明，那时年少春衫薄，他和施松卿结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