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王慧炯

记录者：杨奕萍

【王慧炯简介】

王慧炯，1925年出生于上海，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有着33年电力工程设计、生产管理的全面经验。

从1980年开始，历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其亲身实践和辛勤工作，在工程设计与管理、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等若干重大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我6岁的时候，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的和安小学读书，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日军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那天，天空扬起烧焦的纸张，地上铺满燃烧的灰烬。

9岁的时候，我转入山海关路的敬业小学，开始接触西方语言和文化，那时候的上海小学3年级就开始教授英文，也是从那时起，我每天没有断过英文的学习，直到今天。

上中学的时候，由于淞沪会战爆发，我所读的洋泾中学被日军炮击毁坏，于是我去了立达学园，当时的立达学园是由火烧赵家楼第一人的匡互生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名作家一起创办的。学校特别聘请当时社会上的精英和有识之士担任老师，先后有朱光潜、丰子恺、叶圣陶、夏衍等一批名师在此任教。

时局动荡，家国之殇接踵而至。当我读高二的时候，中风多年的父亲突然离世，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立达学园自行解散。于是我来到老师推荐的私立师承中学继续求学，在师承中学一直保持着学业一流，直到1943年的6月高中毕业。

在抗战时期，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非常渺茫。继续读书还是马上工作？是摆在毕业生面前的抉择。诚然理想憧憬如《毕业歌》铿锵高唱：“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可是回归现实却仓皇难躲《桃李劫》，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将寒门学生阻挡在高昂的学费前。

由于民国时大学少、规模小，没有全国统一招生，当时各个大学都是自己定标准，自主命题、自主招生，且学费高昂。为了凑齐学费，我先是去考了助学金。

凭借着扎实的知识储备，我考取了一项私人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就读当时的南通学院或上海大学。我倾向于去南通学院学技术，但私人奖学金的执行者要求我入读上海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被侵略和奴化，上千名学生统一的黑制服、中山裤与汪精卫伪政府一脉相承，我不愿委曲求全，坚决放弃了这项奖学金，转而参加了树恩奖学金的考试。

树恩奖学金是由当时一位上海纺织业的资本家资助的，目的是为给国家培养人才。这项奖学金委托当时的报馆，上海新闻报代考，准备招收50人，不仅资助大学学费，还涵盖书费与部分生活费。

上海新闻报代考，语文是首要，我当时考了第三名，用文言文写的作文得到了上海新闻报主编的好评，他亲切与我面谈，告诉我获得树恩奖学金。这次奖学金的前3名后来都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记得当时考取这次奖学金的第一名是周寿昌（曾任清华大学计算机与技术系教授）。

有了这笔助学金，我和我的中学好友温鼎勋结伴，一起报考了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交大）。当时的交大在办学结构上，设有工学院、理学院和管理学院这3个学院，工学院下设电机、土木、机械3个专业，理学院下设物理、化学、数学3个专业，管理学院则下设铁道管理和财务管理专业。

当时考试是5门科目，语文、英文和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记得是考文言文写作，我的语文和英文都考得不错，但是考数理化，尤其是考物理时，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感觉考得一塌糊涂，毫无希望。这次交大的入学考试让我感觉到两难，一是题目之多，题量巨大，比别的学校多出一倍的考题量，每一大题下有很多小题，而小题也并不小，几乎做不过来；二是题目之难，费力思考也根本解不出来。难怪当时很多人惊叹，交大自设的入学考题简直达到“惨绝人寰”的地步。

由于考题之难，大家都不及格。交大只好降低录取分数线，工学院分数线降到35、36分，当时工学院各专业录取人数每个系只招30个人，我最后考的大概是十五六名，温鼎勋考了七八名。温鼎勋后来成为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开创者之一。

在那个战乱纷飞的时代，我们都迫切希望改变旧中国落后的局面，早日摆脱饱受帝国主义侵凌的状态。我深信科学技术与工业可以救国图强，因而下定决心学习工业学科。

1943年9月，我和温鼎勋一同成为了交大电机工程系的新生，秉承着“求实务学实业”的交大精神，开启了我们救国图强的求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