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

18年前，我19岁，平生第一次参加高考。

那时候，我在一所乡镇中学念书，考场设在30公里外的县城中学（以下简称“县中”）。考试前一天，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起了个大早，一块儿搭车去县城。老师已经把准考证发给我们了，上面贴着每个人的照片，照片下面印着考场和考号。到了县城以后，我们先去“认考点”，也就是提前认清考场在哪儿，自己会在哪个教室考试，具体坐在哪个位置，以免第二天走错地方，误了大事。

县中是我们唯一的考场，两个保安守着大门，几乎不怎么检查，我们拿着准考证，进出自如。来“认考点”的考生大部分来自乡镇中学，当然也有县中的学生，他们进出更方便，有的根本不亮准考证，跟保安点点头，就昂首挺胸地进去了，可见管理非常松散。

认完了考点，已经是中午了，我们七八个铁哥们儿在县中对面找了个饭馆，大家凑份子吃了一顿“考前大餐”。当时物价低廉，我们要了六个菜，几碗米线，一大盘煎包，一笼肉包子，总共才花了几十块钱。

吃完这顿饭，大家分头去找住处。县城有亲戚的会去亲戚家借住，否则就去住旅馆。旅馆房费高低不等，最便宜一晚上五块钱，好多人住一大间房，俗称“大通铺”，脏乱嘈杂，影响休息。大多数考生去住两个人一间的招待所，每人每天20元，还可以洗澡。我有一个表姑在县城，本来可以投奔她，可是由于通讯不便，没有提前跟她打招呼，到她家一看，大门紧闭，等到天黑也没人回来。我没办法，又回到县中，去男生寝室借宿了一晚上。那间寝室住着八个学生，我谁也不认识，一说没地方住，一个睡在门口的学生非常慷慨地让我跟他共睡一张床板。他睡里面，我睡外面，蚊帐遮不住我们俩，被蚊子咬了一身红疙瘩。

第二天考试，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中场休息，碰见了我们的班主任。班主任听说我没有住处，把我领到县中附近粮食局的职工宿舍，找了一间空房，才算真正安顿下来。其实我也可以像其他同学那样住旅馆，但是父母务农，祖父和祖母都瘫痪在床，家里穷得叮当响，不舍得花这份儿冤枉钱。动身去县城之前，母亲给我蒸了一锅发面饼，装了一大瓶用地姜片腌的咸菜。在县城那几天，我主要靠这些干粮果腹，中间跟同学凑份子吃了一顿所谓“考前大餐”，加上来回车费，还买了10小瓶葡萄糖，总共花了不到20元。之所以买葡萄糖，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相信口服葡萄糖可以提高考试成绩。

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总分642.5分，而那年我们省理科重点分数线是633分。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填报志愿的政策很不科学，要赶在分数出来之前估分填报，我就读的高中升学率太低，自从建校就没有几个学生考上重点，我和老师都以为能考上普通本科就不错了，所以估分估得很低，最后被省内的一所二流本科院校顺利录取。

好在那所院校对大学新生有一个好政策——军训结束以后，会根据高考成绩发一笔奖学金。我一下子拿到了两千元奖学金，高兴坏了，赶紧寄回老家一千元，让父亲还掉了我入学时借亲戚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