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绵石

知道“高考”这个词，源于我上小学的时候，听父母念叨村里有个念高三的，20多岁了，复读了3年，还没考取。由于离自己太过遥远，我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踢马粪球上。

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村里马路上跟同学们踢风干的马粪球玩，遇见了父亲，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突然跟我说了句：“要是考上了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听完后有些诧异，愣了一下，然后又继续踢马粪球去了。若干年后当我真的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地一下子买了10个我最爱吃的叉子火烧，而且是夹了灌肠的。

上了初中，每年9月1日开学的时候，学校就会把考上大学的新科上榜学生名单、分数、录取院校张贴在橱窗里以供观瞻。橱窗外，我们傻傻地看着，羡慕着。

上了高中，在荷尔蒙的催促下，我们穿着牛仔裤，听着齐秦干嚎《北方的狼》，日日捧着《天龙八部》，还抽空给心仪的女生递纸条。班主任为了让我们拼命学习，画饼充饥地说，如果能考上大学，那就是进了天堂，可以尽情地玩，想跟谁谈恋爱就可以跟谁谈恋爱；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就回家修理地球去吧。说得我们将信将疑地只好埋头读书，并偷偷想象着在“天堂”谈恋爱的样子。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座桥到底有多窄？桥的那头“天堂”有多美？

我的学校滦县一中，属于重点中学，大学升学率在唐山地区名列前茅，但多数年份也仅在25%～40%之间。而县里其他中学，几百名高中毕业生里能考上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1990年我高考的那年，学校应届生353人，考上大学的仅91人，剩下的多数留在了学校继续复课，跟下一级学生竞争，结果1991年372名应届生中仅有27人上了大学。落水的只好继续读“高四”，甚至“高五”。

在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局面下，我们只好天天围着高考指挥棒，没日没夜地连轴转。高三上学期就草草结束了高三所有规定课程的学习，下学期一开学，就进入了高考总复习和题海战术。那半年，整天就是做题、模考，老师填鸭硬灌，我们死记硬背。

有个哥们，课外活动时一边撑着双杠，嘴里一边念念有词，“恍然大悟，悟，明白。”

那时，每个人的辅导书都是五花八门，数量多，品牌杂，各类复习资料、习题集不下几十本，全都摆在课桌上，用简易铁质书架左右一挡，横在面前，占据了半个桌子。

当年我们正赶上全国高考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除了语文和政治还有一部分主观题外，其余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全是客观选择题。因此，我们那时整天就是大量地做选择题，新华书店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所谓“标准化训练”方面的辅导书。所谓辅导书，其实就是题库、题海，从第一页开始就是题，直到最后几页才是答案，而且有些答案还是错的。

很快，那个决定人生命运的“黑色七月”到了。7号，8号，9号，那个七月流火的三天，考了7门课，折磨了7次。

9号下午，我们终于彻底解放了。一下子卸下了千斤重负，身体异常轻飘后反而觉得手足无措，没有了方向感。先前发誓要做的烧书一事也忘了。那个下午，大家没有任何欢庆动作和欢呼语言，只是呆呆地坐着，发愣，似乎在回味着什么，似乎在忐忑着什么。最后想明白了，书不能烧，要留着复课用。

就这样，我摇摇晃晃如梦游般地从独木桥的这头走到了那头。1990年9月，拎着父母给我买的那只猩红的大号皮箱，里裤缝着500元巨款，我坐上火车，离开了家乡，来到两千公里外的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端着领到的脸盆和饭盆，腋下夹着铺盖卷，边向宿舍走，边努力用小眼睛搜寻着老师说的天堂景象。

当初，站在桥的这头，为了过桥而经历的痛苦的日日夜夜，曾刻骨铭心；可到了桥的那头后，愣在那里一度对“天堂”失望、对前途迷茫，这种滋味却也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