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旻

“古壁悠远意难明，

夜阑青灯读佛经。

炉火微温似将灭，

始解棉衫入寒衾。”

当孙儒僩先生在他兰州的家里写下这首为纪念去世五周年的老伴李其琼而作的小诗后，眼圈微红，眼角有泪。他穆然而思。一头银发在斑驳的阳光中闪亮，清癯的面庞上呈现深沉的神态。

小诗的每一个字都弥漫着孙老难以言表的思念和情愫。

孙儒僩，这位93岁高龄、在敦煌莫高窟工作了58个年头，罹患过两次癌症的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和风雨才走到今天？

不惧莫高窟里的那些寒冬

1947年7月31日，孙儒僩踏上了前往敦煌莫高窟的路程。和他同时前往敦煌的还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3位女同学，她们都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

“那时从成都到敦煌有两千多公里，交通困难，路途坎坷。我们遭遇过洪水，走过蜀道，在大西北的土丘陵和戈壁滩上盘桓，颠簸之巨扭断腰。越往西行越荒凉，心也跟着荒凉。敦煌的情况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对前途的渺茫感时时袭上心头。”

途中眼见河西走廊多是高山大漠、戈壁荒滩，与四川的青山绿水迥异。经过25天的颠簸，他们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时间像退潮般冲淡一切，也像涨潮般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将一切又重新带回人们的记忆中。某个场景就这样不经意间在孙儒僩先生的脑海中重新回放，似乎重新找回了那些流逝的岁月，回到了从前。

“我当时从成都来到敦煌，生活水平陡然降低很多，但因为年轻适应性强，刚来还能受得了这种改变。可是第一年的冬天，我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寒蚀骨髓。”

零下一二十度，滴水成冰。宿舍里没有火炉，没有棉衣裤，只有一床薄被。实在冻得受不了就和其他工作人员挤在一个办公室里，靠一个烧柴的火炉取暖，实在瞌睡得不行，孙儒僩才回到冰凉的宿舍睡觉。天明起床，被头是一层白霜。

第二年，也就是1948年的冬天，孙儒僩和同事段文杰住邻居。火炕共有一个烟囱，他们便商量着烧炕取暖，因为不会烧，所以炕时冷时热，烧了一个月，干脆不烧了。这种寒冬中的艰难生活，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善。当时有老职工告诉他，让他买一双毡靴。放羊的蒙古大嫂也给了他一些羊毛，他请工人帮忙纺成毛线，又请女同学教他织袜，花了很长时间织成几双毛袜，用了好些年。

那么，水又是怎样的呢？孙儒僩先生告诉我，莫高窟大泉的水是苦涩的，因为含硫酸盐类物质多，喝这种水经常会闹肚子。水是浑浊的，大雨之后水沟里泥糊汤水，多少天都清不了，要自然沉淀才能饮用。冬天取水要到冰冻的河里凿一个冰窟窿，在里面舀水挑或抬回来，甚至是用斧头敲打下冰块背回家放在火炉边慢慢溶化。本来室温就不高，一大桶冰块，真是雪上加霜啊。

上个世纪40年代，孙儒僩和同事每天只吃两顿饭。业务人员大都是南方人，天天吃馒头、面条很不习惯，但是还得吃，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买点大米改善一下伙食。一次，一位本地的大师傅蒸米饭，把米淘了，装在碗里上笼蒸了半个小时，结果米保持原样，还是生的。原来他不知道米装在碗里后还得加水。

这段追忆是真实的。孙儒僩先生对自己在峥嵘岁月里的甘苦深知其味。他给我讲这段故事时，自然是带着一种轻松的口吻，可是，在我听来却无法轻松。

享受莫高窟里的“器物精神”

“1947年，我初到莫高窟看见的千相塔只有两层，八方形，体积不算小。后来我发现在莫高窟南端尽头第138窟的窟檐内，堆积了许多残塑，一片狼藉。当时我心里就有把它们复原的想法。”

那几年间，孙儒僩和同事窦占彪把千相塔的残塑稍加整理，找一处洞窟把这些残像重新立起来，既可以观赏研究，也便于继续保存。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第450窟。如今他已记不清修复整理了多少残像，一些残存的塑像头部也制作了不同大小的泥座，分别把它们安放在泥座上，再放置在空的佛龛里。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件残塑的面部是模塑的，是值得研究的宝贵资料。另一件木雕六臂观音，可能是唐代的。在我和窦占彪清理这些残塑的时候，观音身手分离，手臂分离。经过窦占彪师傅仔细拼装，终于成为一件可观的珍贵木雕六臂观音残像，在石窟艺术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人们制作一个物件或者完成一项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用，还有它的美观和观赏价值，他们在塑像修复过程中乐此不疲，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器物精神”。孙儒僩和同事所做的这项工作，倾注了个人情操和人生态度。他们享受这份工作，就会倾尽心思将它做好，直至完美。

莫高窟景观内有一座“慈氏塔”。在佛教上，“慈氏”即是弥勒菩萨。“慈氏塔”原来在三危山中的老君堂，它是五代或宋代的文物，距莫高窟约15千米。但长期以来，“慈氏塔”就“隐居”三危山中无人知。

为了能让小佛塔重现灵光，孙儒僩先生主持搬迁“慈氏塔”的工作。

“1979年，所里有人告诉我，有人从三危山里往外搬运建筑木材，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人去拆毁慈氏塔，这么重要的塔，要是遭到损毁就太可惜了，如果能借机把这座塔搬迁出来，复原在莫高窟适当的地方，应是妥善保护此塔的最佳办法。于是，1979年的秋天，研究所派我和保护研究室的李云鹤、窦占彪、段修业、马述仁等十余人同去勘察，并在现场讨论拆迁有关问题。”

慈氏塔所在地现称为老君堂。当时孙儒僩一行人看到的是，老君堂大殿遗址两侧厢房、配堂等建筑均已被人拆除殆尽。遗址前方右侧的高坡上有一座单层土木结构的小塔，那就是慈氏塔。塔的正门朝向遗址的轴线，孤零零地耸立在群山间。

慈氏塔虽小，但其设计建造却有其独特之处。这座珍贵小塔若遭人破坏，实在太可惜，会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上的重大损失。可是，塔的拆卸涉及到许多文物保护的具体问题，如小型泥塑天王的包装，木构件的拆卸、编号、包装，塔身内外壁画的剥离和包装等。而且拆卸完成之后如何运输等，都是摆在他们眼前必须要慎重考虑并安全解决的问题。

“三危山上天气炎热、干燥、暴晒，基本无水，每天必须自带饮用水及干粮。山间的道路崎岖难行，山沟里全是风化的小石子，棱角尖锐，几天就能使新鞋磨破，行走起来确实艰难。人拉、肩扛、骆驼背，拆除工作持续了近10天的时间，辛苦程度真是无法言说。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最终我们把慈氏塔安全地请出三危山。”

慈氏塔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的一个孤例，经过拆迁复原，使这具有千年历史、古老而珍贵的建筑小品终于得到妥善保护，并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上的一件幸事。

点亮敦煌人心中的“心灯”

人生中事业是必要的，但代替不了个人独一无二的情感生活。这种情感生活基于共同价值观，以及基于文化内涵和底蕴基础上的爱。

当我问及孙老先生妻子李其琼先生的故事时，他从影集里取出老伴在部队画画时的一张照片。

“你看，这就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

这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年轻的李其琼先生身着部队棉服，左手端着颜料盒，右手握着画笔正在画画，一条粗长的大辫子放在胸前格外打眼。

是的，她是与众不同的，清雅脱俗，面若桃花，温婉甜美，举手投足间还带着娇俏的可爱。

那本影集里还有不少李其琼先生的生活照片和工作照片。这些老照片里，有一张是反映画展内容的。画面里，李其琼先生站在一副油画的前方，背景是《心灯》的主题介绍。我很感兴趣。

“这是2014年5月份敦煌研究院为我老伴办的一个画展，画展的名字是《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研究院的老领导都出席了开幕仪式，参观者众多。我在开幕仪式上致辞。展厅陈列了343幅作品，都是我老伴毕生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研究的精粹，画作里有宏伟的西方净土变、气宇轩昂的帝王、双目流盼的菩萨、轻盈飘举的飞天。《心灯》的名字起得非常好。我最喜欢她画的《吐蕃王子》《乘象入胎》这两幅画。”

这时，孙老突然想起什么，起身走到身后的书柜前，取出两本画册，是敦煌研究院编的《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和《石窟全集》。

孙老翻开《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上印有《乘象入胎》这页指给我看，画作色彩明丽、技法纯熟。

“为什么喜欢这幅画作？”

“这是老伴1995年完成的临摹作品。这幅画画得比较自然。临摹不是过于拘泥于壁画本身，比方说，壁画颜色比较平淡，她有意识画得有些变化。原作上的一些小东西比较灵巧，通过她的临摹后来放大了4个飞天，一下子变得有了韵味。”

“你再看这个画作，这是《吐蕃王子》。”孙老又翻开一页画册。

前些年，有人画了一幅画，称为《吐蕃女王出行图》。李其琼先生非常仔细地观察画里的吐蕃是留着胡髭的，表明画里的人物是王子而不是女王。那么多人都没有发现，唯有她一人发现这个极其细微的表象。于是两人一起探讨了这一发现。为了进一步证实，李其琼先生读了很多关于西藏的历史和资料，然后肯定地说：“西藏没有出过女王，肯定是吐蕃王子。”这是她用心观察和用心临摹的结果。

临摹复制敦煌壁画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程，既要研究理解古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把握古代壁画艺术的特点，更要有达到甚至超越古代画家水平的艺术技能，才可能真实全面地传承古代艺术的精神。

“我一直认为我老伴比我有成就，可以说她是敦煌很有成就的临摹工作者。她是学油画的，来到莫高窟画中国画，这些线条细腻缜密，需要有功底，还要有耐心。为此她做了很大的努力。她一生画了很多画。她的努力精神成就了她的艺术成就。”

孙老这样评价李其琼先生——她是用心在临摹，不是用手在临摹。“我认为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这盏伟大的‘火炬’点燃了李其琼心中的艺术‘心灯’，这盏‘心灯’照着她去探索，照着她去努力，照着她去追求。这盏‘心灯’，应该是敦煌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它照着我们，去探索敦煌艺术的秘密和敦煌艺术的伟大成就。”

作者简介：

陈旻，自由撰稿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图书《马王巴拉图苏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