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

余秋雨出版过多种文化散文集，但是专门出版怀人忆事的散文集，《门孔》还是第一本。我读此书的每一页，心一直悬而又悬。

今年已经69岁的余秋雨，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是当时中国高校中最为年轻的校长。辞去领导职务后，他云游四方，创作了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无形之中成为一种文坛风景。《门孔》一书文字的背后是他对历史与个人命运发出的感慨,写作本书中的每一篇回忆性文章时，他时常搁笔哽咽。

《门孔》算是《中国文脉》在现代的延续。这种延续，比古代文脉更具有强烈的情感效应。书中，他记录了与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陆谷孙、张可、王元化、白先勇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故事。夹叙夹议的行文方式，使我的阅读只能慢下来。

本书之所以命名为“门孔”，源自余秋雨几年前写的同名散文《门孔》。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讲述了著名导演谢晋（1923—2008）的家事，也对他的电影艺术特色、成就进行了评述。这篇文章读起来令人揪心，也格外令人动容。

谢晋是极具才气的导演，执导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影片，给几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谢晋的电影成就斐然，然而他的家庭实在悲苦：4个子女，除了二子谢衍外，均有严重的智障。

谢晋白天在外忙碌，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还要照顾3个智障的子女。当3个子女早于他离开人间时，这对于任何一个父亲而言，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当谢晋最后也离世时，智障的四子依然通过家中的门孔，盼望父亲回家。文章结尾的描述让我几度落泪：“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还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在《巴金百年》这篇文章中，余秋雨一方面忆述了自己与巴金(1904—2005）及其家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对巴金其人其文给予至高的褒奖。巴金凭着小说《家》《春》《秋》，二十多岁就登上中国文坛。解放后，巴金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文革”后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出版的《随想录》，再次震撼文坛，被誉为一个时代的良心。同时，巴金也是现当代作家中的寿星，余秋雨写道：“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

余秋雨和巴金同在上海，但是见面并不频繁。余秋雨和巴金之女李小林是大学同班同学，在17岁上大学时，他曾拜见过巴金。当时巴金已经59岁，见到女儿的大学同学来访，自然十分热情。而第二次去见巴金时，是巴金和妻子萧珊历经“文革”的磨难后，萧珊也因病去世。余秋雨写道，巴金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入更深入的寂寞。余秋雨对巴金最佩服的是：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追求真理，敢于讲真话，假话全不说。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其实我们环顾四周，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

收录在《门孔》一书中距离现在最近的文章《书架上的他》，文末落款为2016年12月30日。文中，记录了余秋雨与复旦大学教授陆谷孙（1940—2016）的交往之情。他们祖籍同为浙江余姚，也同在上海文化界工作，君子之交几十年。陆谷孙生前为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翻译和词典编写工作，其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有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文章名用《书架上的他》，可谓传神至极。编写词典，在今天很多学者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然而陆谷孙却愿意坐冷板凳，在词典编辑领域常年精耕细作。换个角度讲，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能顺畅地交流对话，首要的也是语言问题。语言之间没有障碍，各种对话才有可能。余秋雨在书中之所以要写陆谷孙教授，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作为散文集的《门孔》，语言精练优美，对人物的描述逼真而传神。他对文字、语言的拿捏，极为讲究，也颇为严肃。正如书名所言，余秋雨就是要通过当代文化的“门孔”，发现一个气象万千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