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境界-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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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蚀,与其相争不如相生
奋笔疾书争朝夕 敦煌史里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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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一篇 2018年1月10日 放大 缩小 默认        

奋笔疾书争朝夕 敦煌史里论春秋

 

◆陈旻

夕阳西下,置身鸣沙山上的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久久凝望着月牙泉的水,当看到逐渐成形的一抹月牙轮廓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

这位老人,就是已经90岁,被誉为敦煌“活字典”的张仲老先生,他的《敦煌简史》《鸣沙山月牙泉编年纪实》等著作流传至今。

“记得我上小学时,每逢暑假,几乎天天和小伙伴翻山越岭约两个钟,走到月牙泉,钻到澄清如镜的水里。那时的月牙泉水面大概是现在的3倍,古柳离泉畔只有几米远。”张仲先生颇为感慨。

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月牙泉水面面积约22亩,水深7.5米;2011年水面面积仅剩8亩,水深1米多。近20多年间曾数次干涸见底,一度由标准的月牙形变为哑铃状,人可从中穿行而过。

拯救月牙泉,给月牙泉补水成为当务之急。为确定月牙泉水源的形成过程,张仲和水文专家一起为月牙泉的恢复出谋划策。

“整个月牙泉地区地下水位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降低的,这样就确定了月牙泉地下暗河的方向,月牙泉的西南方是地下暗河的上游,而东北方向就是地下暗河的下游。”

经过多年无数人的努力,而今的月牙泉已水草丰茂。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月牙泉有望恢复月牙形状。

莫怪张仲看到月牙轮廓时那么激动,只因这个土生土长的敦煌人,一直在敦煌的历史里奋笔疾书。

在张仲老先生的著作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一直用着一个笔名,叫“骆驼”。

张仲先生告诉我:“骆驼在我们敦煌来说,就是沙漠之舟,能够任重道远。索取的少,赋予的多,虽然负担重,但只要能够爬起来,就会一直往前走。这就寓意我,在史学工作中,只要我能够爬起来,我就会一直向前走,风沙遮不住我的眼睛,饥饿阻遏不了我的意志。”

张仲老先生,曾任敦煌市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初见张老,虽然高龄,却身材高大,精神矍铄,身着小方格长袖衬衣,朴素大方。3年前罹患中风留下右臂活动受阻的后遗症,却步履从容。

张老操着浓重的敦煌口音,说话不紧不慢,与人交谈,温和而亲切。

1928年10月,张仲先生出生于敦煌沙州一个寒门长工之家。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在敦煌县里摆了一个小菜摊,全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困苦日子,生活虽然艰辛,但是家庭气氛和谐有爱。我大概五六岁就开始帮助父母拾粪,看菜摊。八岁了还没有上学。”

后来父亲看到张仲求知欲望很强烈,就恳求一商号樊老先生教习之。直到张仲九岁那年,才艰辛地送他进了学堂。

对于这个读书机会,张仲很珍惜。十三四岁开始,张仲特别迷恋那些连大人都很少看的历史、文学和古诗词书籍,他似懂非懂地读着《昭明文选》《前后出师表》等,老师也尤爱他的勤奋和聪明劲儿。

由于在校勤奋刻苦,1942年经敦煌县政府督学宋荣举荐,张仲到敦煌县兰厅庙保国民学校任教员。1943年9月,县长陈邦启下乡催收田赋粮,看到学校办得井然有序,大加夸赞,于是,推荐张仲去敦煌中学当校工。有了这份体面的工作,既能挣钱养家,又能有机会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四平八稳的。张仲对故乡和童年的追溯,其实物已非,人不在。但你会感受到他言语中的暖意,笑容里的童真,内心深处的平和。

“我一生经历了诸多坎坷和磨难,然而,不管是血是泪,是屈辱是磨难,都已成为历史,成为过去。”

1978年,年已50岁的张仲没有想到,在他知天命之年,还能重回岗位。他的右派分子问题经中共敦煌县委给予改正并安置在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的县文化馆对外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3块牌子,对内一套人马,张仲负责其中博物馆工作。

“逝者如斯夫”。张仲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用心宣传敦煌,在定期出刊的板报上开辟了《敦煌名胜》《敦煌史记》《敦煌人物》等专栏,撰写的文章独具匠心。

1985年4月,张仲被调任《敦煌县志》编纂委员会,执笔《敦煌县志》的修撰工作。他以巨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去收集、阅读、抄录历史文献,并引经据典,编写大纲,排列条目等。近花甲之年的张仲仍像年轻时一样,迎难而上,挑战自我,呕心沥血,保持着可贵的学者精神。《敦煌简史》一书,就是他恢复自由身后的一个重要成果。

张仲的《敦煌简史》一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敦煌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娓娓道来。

“比如俗话讲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就是我们敦煌的一个特点。一河之隔,这条河是党河,它以西以东,风俗民情各不相同,甚至连说话的语音都不一样,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其原因是清朝雍正年间敦煌二次开发时,从甘肃五十六州县移民所致,从河西走廊以东来的移民安置在党河以东,他们的语音和生活习俗仍保持着平凉、庆阳一带原有的习惯,当地人称‘河东话’。而从张掖、酒泉来的移民安置在党河以西,说的是‘河西话’。”

当时没有一本书可以这般详尽又通俗地让人理解整个敦煌的历史,因而成为人们在敦煌的导航地图和指南针。1989年3月退休之后,张仲又奋笔疾书,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并出版了《敦煌简史》。这本书的问世被誉为开宣传敦煌之先河,为敦煌文明聚原典,为历代千秋存信史。

1990年10月,《敦煌简史》印数高达两万册,不到半年时间就无存货,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张仲先生也因此被人们誉为——敦煌的“活字典”。

继《敦煌简史》之后,张仲一直研究着敦煌文史,并为之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他先后完成著作《敦煌地名录》《鸣沙山月牙泉》《敦煌汉代玉门关》,并整理《敦煌县志》(道光版)《重修敦煌县志》(民国·吕钟著)《鸣沙山月牙泉编年纪实》,与人合著《敦煌史事艺文编年》等作品。

因为心系敦煌文史,张仲还陆续发表了《于右任先生在敦煌片段纪实》《忆张治中将军视察敦煌》《吕少卿先生轶事拾零》《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在敦煌的片断回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料真迹——张晓斋〈上毛主席书〉手稿》等文章,逾100多万字。这些专著和文章,卷佚浩繁,为后人了解敦煌、热爱敦煌、宣传敦煌,打开了一扇史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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